一提到“僵尸企业”，有人误认为是对困难企业的讥讽和挖苦，觉得不好听、不能说。其实，“僵尸企业”是一个国内外很明确的经济概念，指的是企业自身已没有生存能力，靠贷款或政府补贴或靠所属集团补贴才能存活的企业。
还有一种“吓人”的误解，就是把一时亏损的大型钢铁集团当作“僵尸企业”。特别是去年，按集团口径统计，大多数国有大型钢铁集团处于亏损状态。这么大的亏损面，这么多的钢铁职工，如果按“僵尸企业”处置，似乎有点吓人，也有点无奈。其实，许多大型国有钢铁集团出现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当年受命搞联合重组时，被“拉郎配”背上了包袱。今天这些被兼并的子公司出现了巨额亏损，把主体大企业也拖进了亏损泥坑。例如鞍钢集团、首钢集团等都因此而成为亏损企业。即使像宝钢这样的高利润企业，去年也因兼并的两个子公司共亏损了75.5亿元，盈亏相抵后利润只剩下10.4亿元，比上年的94.1亿元下降了88.9%。一个效益最好的企业被拖累成微利企业，那么其他大型钢铁集团变成亏损企业也就不奇怪了。如果把这些大集团不加分析地按“僵尸企业”处置，显然是不科学、不合理的。实际上，在一个大型钢铁集团内，既有优秀企业，又有“僵尸企业”;在一个企业内部，既有有效产能，又有“僵尸产能”;既有市场前景好的品种，又有市场前景暗淡的品种。认真分析起来，真正的“僵尸企业”或“僵尸产能”，为数不是很多，不会把人吓死。
据对大中型钢铁企业中亏损额最大、长期靠银行贷款或地方政府补贴而存活的8个企业分析，2015年合计产钢4138万吨，共亏损242.5亿元，平均吨钢亏损586元，平均资产负债率为90%。其中，有些企业远离市场，远离原料供应地，物流成本很高;有些企业产品档次较低，市场前景黯淡，又不具备转型升级的能力;有些企业技术装备虽然很先进，但生产规模超出了市场有效供应半径，使远途输出的产品失去了竞争优势;有些企业机构庞大，人浮于事，成本费用过高。这些企业产量越大，亏损越多，负债越重，被迫成为“僵尸企业”或接近“僵尸企业”。
停产的企业不一定都是“僵尸企业”。有些民营企业在亏损时“歇业”，在盈利时靠自身力量再“开业”，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正常现象。还有一些民营企业，分析了经济大势，有意退出钢铁市场，只要国家对国企和民企实行平等、统一的政策，何去何从，企业可以自主决定，自我处置。
“僵尸企业”的危害，不仅仅是自身浪费了社会资源，更大的危害是在“输血”的支撑下，以亏损的价格销售产品，长年占据健康企业的市场，破坏了正常的供需关系，使钢材价格连年下降。在钢材价格失常的情况下，“僵尸企业”靠“输血”依旧存活，而一些优秀的高利润企业却逐渐变成了低利润企业，低利润企业变成了亏损企业，出现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不公平现象。尤其是在钢材需求增长放缓或稍有回落的时候，“僵尸企业”成为了驱动行业性亏损的根源。可以预言，如果不处置“僵尸企业”，钢材价格难以恢复正常，钢铁行业很难走出困境，钢铁企业盈利水平很难达到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。同时，“僵尸企业”本身拖欠职工工资、损害职工权益等一系列问题，也难以避免，对行业、企业、职工都不利。
试图让“僵尸企业”延年益寿是不明智的。轻易地对“僵尸企业”搞“债转股”，等于饮鸠止渴，解决不了实质问题。以亏损最严重、资产负债率平均达到90%的8个大中型钢铁企业为例，去年这8个企业共亏损242.5亿元，银行贷款利息合计91.7亿元，如果实行“债转股”，即使免去全部银行贷款利息，仍然亏损151亿元。其结果是亏损继续，只是延长了“僵尸企业”存活时间，包袱越背越大，甚至有可能把银行拖累成“僵尸银行”，引发金融风险。
当然，处置“僵尸企业”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麻烦，确实很难，但是，不处置“僵尸企业”会更难，可能会拖累更多的健康企业陷入困境，国家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大痛不如小痛。国家必须从战略高度，坚定、稳妥地处置好“僵尸企业”。
处置“僵尸企业”和化解过剩产能，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，特别是国有大型钢铁集团和所属子公司，产能构成和市场竞争力差别巨大。在处置“僵尸企业”的过程中，应对每个企业逐个进行分析，判断哪些是有效产能、哪些是无效产能、哪些是“僵尸产能”、哪些是可以转化的产能。越是复杂的问题越要做细致的工作，区别对待。采用层层下达指标、逐级分解任务的办法搞“一刀切”或“切一刀”，很容易伤了好人，留下“僵尸”。
从长远看，要避免“僵尸企业”的产生，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，并取得实质性进展。只有打造出国有资产和职工权益兴衰与共、命运相连的体制和机制，才能消除产生“僵尸企业”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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